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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释的基本功能与法律性质

发布日期:2021-06-06 09:58   来源:未知   阅读:

  假释又称“假出狱”或“附条件之释放”,19世纪中期源于英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刑罚执行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同样采用了假释制度,1979年和1997年刑法均对其作出了系统的规定。然而假释制度在我国适用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假释的基本功能和法律性质存在着不合理的认识,由此导致具体的制度构建及司法实践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从而影响了假释基本功能的发挥。

  假释的基本功能是指在假释的诸多功能中最具根本性的功能,也就是假释所产生的最主要的社会作用。假释的基本功能不仅是其他功能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基础,而且决定着假释的法律性质,是我们进行相关立法和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理论问题。然而,对假释基本功能的正确认识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对假释功能的观点主要是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表述,一般认为假释具有如下功能:第一,鼓励受刑人自新。第二,救济长期自由刑量刑之不当。第三,作为复归社会的中介或桥梁。第四,有利于稳定监内秩序。第五,直接或间接保护公众的利益。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假释具有以上功能,问题在于何者是假释的基本功能,哪一种功能在主导着其他功能的发挥,在各功能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服从何种功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得不考虑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一)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

  假释制度是19世纪中期以后,刑法立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并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逐渐由报应主义向目的主义演进。目的主义刑罚理论重视刑罚对犯罪的预防,尤其重视对罪犯的特殊预防作用,即希望通过刑罚的教育功能,改善罪犯的内心性格,使之最终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借此收到特别预防的效果。而假释制度的目的,就是鼓励服刑人员改过迁善,通过执行刑罚来消除其反社会性格,如果服刑人确有悔改,符合假释条件,即可附条件释放出狱,一方面,因其不再具有反社会的恶性,保护社会的目的即已达到。另一方面,也让受刑人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由此看出,假释制度与特别预防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1]在特殊预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理论进一步主张,行刑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再社会化,以使其早日复归社会。假释制度更是这一理论的直接体现。由此可见,假释制度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产物,对其基本功能的认识,不能脱离这一理论基础。

  假释制度的价值基础,也就是立法者在设立假释制度时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这种价值倾向从根本上决定了假释的基本功能应当是什么。通过对假释制度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假释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倾向。我们知道,自由刑在拥有优势的基础上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弊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长期的监禁生活,使罪犯与社会隔离,从而造成罪犯减低甚至丧失了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这就增加了罪犯再社会化的难度,易导致再犯;另一方面,监狱所有严格的纪律管束使罪犯在人格上形成盲从性,这样的人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但也同时丧失了人适应社会所应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弊端导致罪犯在长期监禁的环境下突然重获自由后,往往手足无措,在难以迅速适应社会的情况下,出狱人或者生存艰难,或者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而假释制度无疑是为了弥补自由刑弊端而创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假释制度规定了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假释犯在考验期内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判刑罚会随着假释考验期限届满视为执行完毕,而在假释考验期内罪犯已从原来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逐步融于社会之中,考验期内罪犯仍要服从一定的监管规定,但相比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而言,罪犯已经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与罪犯从完全封闭的空间被突然抛向完全自由的空间相比,假释期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对帮助罪犯重新适应社会生活更为有利。因此,正是出于对长期自由刑弊端的避免和使罪犯重归社会的考虑,使假释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倾向,这才是假释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另外,假释制度充分表达了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体现出其保障人权的价值倾向性。刑罚谦抑,是指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应当尽量使刑罚节俭,尤其是防止刑罚过剩和刑罚过度。[2]刑罚谦抑的价值取向不仅使得国家在对罪犯动用刑罚时会尽量采用较轻缓的刑罚方式,而且使得在行刑的过程中,一旦监禁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刑罚的过度时,就需要运用假释等非监禁的行刑方式来缓和,否则不利于保障人权。而刑罚人道主义本身包含三层涵义,即人性尊严的保护与尊重、禁止以人作为达到刑罚目的的工具、禁止使用残酷而不人道及蔑视人权的刑罚手段。[3]刑罚人道主义要求使国家必须关注罪犯的改造程度,因为将经过改造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继续关押,是对作为社会人的人性尊严的践踏,与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由于自由刑的弊端所造成的充满人格缺陷的罪犯不加任何过渡地直接投入社会,本身就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生存权利的漠视。因此,正是刑罚执行过程中保障人权的需要,使假释制度的产生和推广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对假释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假释制度是在主观主义刑法的理论背景之下,出于克服自由刑的弊端和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基本目的就在于通过一种半社会化的过渡环节来实现对已丧失人身危险性的罪犯进行彻底的社会化改造,以使其重新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人。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假释的基本功能就是对罪犯进行社会化改造。而且,假释制度所蕴涵的功利主义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假释的这种基本功能符合了现代法治的精神和发展方向,使其始终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假释法律性质的争议由来已久,但至今未有定论。在争议的观点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恩惠说”和“罪犯权利说”,这两种代表着不同价值倾向的观点,也是目前交锋最激烈的两种观点。“国家恩惠说”认为,假释如同赦免一样,是国家对受刑人的恩典,即对于服自由刑的受刑人,如果在服刑期间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则由国家赐予,将其在刑期届满之前提前释放,以作为对其良善行为的一种奖赏。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假释制度初创时期,创立者的本意就是把假释作为对行为表现优良的罪犯的一种奖赏,由行政首长以命令的形式实施。第二,恩惠说指导下的假释可以鼓励罪犯保持良善行为,有利于罪犯改过自新,也有利于监狱安全和秩序。第三,蒙受假释恩惠的罪犯可以产生对国家的一种感恩之情,从而促使自己在社会上继续保持良好行为。

  “罪犯权利说”是近年来有关学者在对“国家恩惠说”质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观点,其认为假释是基于自由刑的弹性,受刑人自己在执行中因努力表现而得到的成果,因而获得假释的基础是受刑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恩典。“罪犯权利说”的根据在于,受刑人对国家虽负有服从刑罚执行的义务,但近代的行刑已将累进处遇制度化,承认受刑人的社会复归权,即行刑结果的成败应操纵在受刑人手中。如果受刑人努力改善,在获取一定的分数以后,如同学生在学校里的升级一样,可以当然进级,待达到累进处遇的最后阶段,即可以假释出狱。因此,受刑人的假释请求权不容否定。[4]

  笔者认为,对假释到底是一种国家的恩惠还是罪犯的一项权利的界定,并不能只看其在实然层面是如何运行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从应然层面上对其加以考虑,即假释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对假释法律性质的界定关系到我们应以何种价值观念为指导来进行相关制度的构建,而这种观念是否与假释的基本理念合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假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而假释的基本功能正是假释基本理念的体现,因此,我们只需要判断何种观点更利于假释基本功能的发挥即可。在此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支持“罪犯权利说”。

  与“罪犯权利说”相比,“国家恩惠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假释基本功能的发挥,而“罪犯权利说”则意味着对假释基本功能的“解套”,因此更有利于假释制度价值的全面发挥。

  由于“国家恩惠说”将假释视为一种国家对罪犯的赏赐,因此明显体现出国家权力本位的思想,这种思想严重窒息了假释对罪犯进行彻底的社会化改造基本功能的发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该说的指导下,假释最主要的是着眼于维持监狱秩序,而不是罪犯的再社会化。(2)把假释作为对表现良好的罪犯的一种优惠待遇,必然导致过分重视罪犯在监狱内的表现,而忽视其在回归社会后的保护观察,从而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3)把假释当成对罪犯的恩惠必然导致假释运用的恣意性和不确定性。对谁实施假释,假释多少,是否撤销假释等都由国家单方面决定,罪犯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利,因此必然导致国家在假释上的一种恣意性,而这种恣意性的当然结果就是假释的不确定性,即罪犯根本无法预知自己能否被假释,从而必然减损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因此,在该说指导下的假释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假释的无原则的滥用。二是假释适用的过分紧缩。这两个极端都是与假释的基本功能背道而驰的,假释的无原则滥用不但使假释的改造功能丧失必要的前提,而且会给社会增加更多的危险因素,而假释适用的过分紧缩则直接窒息了假释对罪犯再社会化基本功能的发挥。

  事实上,在“国家恩惠说”指导下,假释适用的过分紧缩具有更大的倾向性,因为“恩惠”本来就是给予极少数人的,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够享有则不能称其为一种“恩惠”。我国的假释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1996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有36,552人,假释率为2.58%;1997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有41,993人,假释率为2.9%;1998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有29,541人,假释率为2.06%;1999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有30,075人,假释率为2.11%;2000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有23,550人,假释率为1.63%;2002年的假释率低于0.5%。[5]而据统计,美国早在1993年的假释率就为72%,加拿大1992~1993年度联邦矫正机构罪犯的假释率为36.2%,瑞典1993~1994年度假释率达33%,我国香港地区假释率达48.4%。[6]当然,导致我国假释适用率不高,假释基本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观念上对假释法律性质认识的偏差及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假释制度的定位不准,从而导致缺乏对假释大范围使用的制度构建,如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由此决定了我国对假释的适用处于一种事实上不可能的状态,有关假释的立法也几乎成了一种虚置的条文。

  “国家恩惠说”并不能保证假释基本功能的发挥,而且还可能将假释制度引向歧途,只有把假释作为罪犯切实享有的一项权利才能使假释的基本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首先,“国家恩惠说”认为在假释制度的初创时期,创立者就是把假释作为对行为表现优良的罪犯的一种奖赏,其实这只是一种对假释制度形式化的认识,实质上是一种曲解。从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可以看出,假释制度是为了克服自由刑的弊端,实现对罪犯的彻底社会化改造而形成的。既然其已形成了一项制度,那么把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使其经历再社会化的改造,就是国家的义务,而相对应的,罪犯认为自己符合假释条件而要求假释就是当然的权利。因此,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是对假释制度实质意义上的认识。其次,在“国家恩惠说”指导下的假释并不能起到促使罪犯改过自新的作用。因为在一种“恩惠”思想的指导下,实际被假释的罪犯的数量本身就是很少的,而且即使罪犯表现突出,完全符合假释条件,其能否被释放也是不确定的,因此这如同“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假释是绝不能真正的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的。而在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指导下的假释情况则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认为自己达到假释条件的罪犯都可以申请假释,而国家对于确实达到假释条件的罪犯则必须履行假释的义务。这样就大大激发了罪犯改过自新、奋发向上的原动力,从而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以尽早取得假释的资格。因此,只有在“罪犯权利说”指导下的假释才能最大化的实现对罪犯的改造。再次,“国家恩惠说”认为蒙受假释恩惠的罪犯可以产生对国家的一种感恩之情,从而促使自己在社会上继续保持良好行为。笔者认为,由于一种偶然性而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好处,罪犯未必真正在意,只有通过自己艰苦努力而获得的权利,其才会倍感珍惜,也才会在社会上继续保持自己的良好行为,以免丧失自己的辛苦所得。所以,只有成为罪犯一项权利的假释才能真正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其实,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假释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纳了“罪犯权利说”,也就是只要罪犯符合假释的法律条件,一般都予以假释,所以这些国家都充分发挥了假释的基本功能,一般都保持着较高的假释率。如美国1970年假释率达到75%以上的共有18个州,全国平均假释率为57%。日本在1945年以前刑满出狱者比假释出狱者多,但1945年后假释出狱者逐渐多于刑满出狱者,1954年最高峰时假释出狱人数占了总出狱人数的79.5%。而1970-1977年的8年间,假释出狱人数都是多于刑满出狱人数。[7]当然,假释人数的多少、假释率的高低不仅仅是对假释法律性质认识的结果,还受到诸多客观因素如监狱人口、刑事政策等的影响,但对假释法律性质的认识则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4]戴世瑛.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3届博士生论文集,2003.最快开奖现场报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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